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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有没有系安全带的,明天抓开什么大灯的。郑颖:打一个枪换一个地方。龙国英:交警站在路上,所有的交通违章都同时得管理,而不是说今天我管这个,明天管那个,这样的话这种管理的效果就会很差,不能到位,管理不能到位,不能持续、严格的按照交通法规,把所有的违章同步管理到位,那整个这种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另外确实我们在这种规划方面,实际上规划方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本身的规划布局问题,就刚才为什么讲,就是上下学的时候会堵得很厉害,因为我们学校的布点很集中,都是在老城区,这是原来延续下来的,都是在比较好的学校。还有医院,最堵的地方就是学校门口,医院门口,一些好的医院,我们这里协和医院也是在最中心的地段,这个地方能不堵吗?以整个公共资源,优质的公共资源,怎么样跟你整个城市发展,我们通常是规划有一个美好的蓝图,但是整个这种建设的过程,你的各项资源的配置没有跟上你这个蓝图,没有跟这个配合起来,那肯定是达不到我们规划的效果的。金义华:拥堵费这个提法是很不准确的,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如北京市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政府为人民,你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你对老百姓有一种爱,一种理解,一是体谅,同时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提出要奔小康,又要满足人们生活质量,大家买了车了,这说明我在奔小康的路上走了,这应该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劳动者劳动价值得到认可的体现。好,它是一种代步工具,这个时候你要多收他的拥堵费,拥堵是谁造成的,并不是买私家车的同志们造成的,现在要收拥堵费,要收私家车的费用,这是带来对社会主义不安定。你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你没有让大家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现在反而要收我的钱,这种做法是错误的。钱念孙:我在伦敦待过,确实有一部分区域,你进入这个区域的车,也不堵,你进来就要扣你的钱,他有一套系统健康,有的在卡上交过钱,车辆过来自动扣了,还有一个塞钱的地方,一塞车子就走了,但是英国是什么情况,就是城市化的水平已经发展到100多年,他们地铁很发达,城市的老房子,老建筑也很多,在道路实在没有办法的拓宽情况下,一方面老房子是文物不能动,在这种情况下尽量让你的车子不要进去,你实在要进去就要交一点钱,用这个办法控制,这个也不是讲拥堵费,就是进入这个区域你就要交钱,这个区域也不是讲堵住了,就是尽量控制你不要进去,少进去,因为路窄,脑袋要保护历史文化的建筑,是这样的,不是讲随便拥堵收你钱。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如果收钱道路更拥堵。郑颖:想绕道走还不行。龙国英:新加坡也是一样,我们高速公路收费,第一下马上就扣钱了,北京收拥堵费,你在什么范围收。郑颖:在哪儿收,怎么收。龙国英:可能四环、三环都是堵的,为什么全部都收拥堵费,这个老百姓就不能接受。1 2 3 4上一页下一页 张辉:收拥堵费也好,还有出行上下班,可能有一点有病乱投医的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办法。龙国英:最主要就是城市规划要到位。钱念孙:要打好基础设施,合肥前几年也堵,但是现在去好多了,上下班确实有一点堵,但是确实好多了,一条路现在都变成好几条路。龙国英:我坚决反对高架桥,它是绝对解决不问题的,只是临时的措施,我们现在国内的教训在这里,上海高架桥多了,一样堵,不堵在下面就堵在高架桥上面,因为必须得有一个疏通,高架桥绝对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郑颖:解决交通拥堵是什么?龙国英:交通的规划和你的城市建设,各个项目公共资源的配置,这都要相匹配。钱念孙:高架桥就是交通规划很有效的手段。龙国英:不是不是。钱念孙:如果上海把高架桥去掉,上海就没有办法动了,北京也是。郑颖:龙代表,我们这样。龙国英:这是基于你现状的城市规划,继续这么城市规划下去,高架桥解决不了问题,最根本是解决城市规划的理念问题,而不是说你去建高架桥,现在高架桥也好多层了,广州的高架5、6层,还是一样的堵,用这种方式,你修多少路,你再修多少层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产生很大的环境问题,噪音污染,高架桥噪音污染很城市。比如高架桥上坡,你坐在上坡的那个地方,听到那个声音,在上海很明显,在旁边听到上坡、下坡的刹车。钱念孙:高架桥比正常的路好多了。张辉:我们说高架桥,修快速路,我们就是真的想为拥堵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不管修不修高架桥,或者有其它的通行方式,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满足各个城市,或者各个人出行的需要。钱念孙:大家共同探索出来的成果,你看人多发达的地区,现在都是用这个办法解决,如果现在修的有高架桥还有堵的现象,不是因为修高架桥,是因为车辆增长太快,如果把高架桥去掉以后,任何城市都瘫痪了,北京任何一个路口,都是瘫痪的,走不了。张辉:比如说修高架桥,地铁,真的是要立足城市的一种现状,并不是说所有城市都适用,只不过我们想通过一种方法借鉴国外或者是其它好的地方一种做法。郑颖:最后都要回归到本土。张辉:也许这个城市适合建高架,也许不适合,只不过我们想通过一种市政体系的完善,或者是执法者执法的规范,还要每个公民,驾驶者的安全意识,已经城市生活更加好的意识,形成一种合力,才能让我们的城市道路不再那么拥堵。金义华:解决城市拥堵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行为,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所有老百姓都要配合,都要互通,一起来维护城市交通的畅通。郑颖:大家对于到底建不建高架桥,大家都是想安安心心的走路。还有一个网友叫做“申花MM”想请嘉宾点评一下上海拍卖车牌的做法。 为了解决上海交通拥堵的状况,从1994年开始,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并拥有在上海中心城区使用机动车辆的权利。2011年以来,上海车牌拍卖价格持续走高,曾经出现10连涨。2012年2月,上海车牌拍卖价格的最低成交价突破5.5万元大关,创出历史新高。有人说,按重量计算,车牌的价格已经超过了黄金,可以说是最贵的铁皮。有没有其它方法在汽车保有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或者对上路的车有比较重要的控制?钱念孙:很多上海人在周边的省份城市登记车。上海拍照有一个什么好处,某些路段的高架桥,外籍车牌不让你上,这就是优先的,你是上海牌照,你什么路都能走,但是外地的车牌在某些路段的高架桥不能上去。但是上海人在外地上牌的太多了,我认识朋友当中就有在外地上牌。张辉:我们想问问各位代表委员,有没有对于各自城市,或者是中部六省城市发展当中拥堵的建议。金义华:这是一条生存之路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办法,限制车牌的出行,交什么费,包括驾驶执照,根本问题是治本,综合治理,标是解决意识问题,治本是治什么本呢?现在是全国人大十一届五中全会,现在发展太快了,城市化太快了,我的城市容纳不了,还在加快,加快以后,比如说拥堵问题就是政策多了,那么承受不了,再加快有什么用啊,我说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同步的问题,城市的交通满座率和城镇化要同步进行,所以说我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决策不要把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郑颖:这是金委员的想法。龙代表。龙国英:这是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前面大家讨论很多,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因为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面,一个是要规划,而且按照一个好的规划执行我们的城市建设,要相匹配,这是根本的。第二,要解决公交优先的问题,为市民提供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形势。要提高城市交通管理的管理水平,要教育市民按照遵纪守法的方式,来安全的出行,出行方式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行政手段是不得以而为之,没有办法临时采用一下,最根本还是从那些方面进行解决。钱念孙:我还是说咱们合肥,刚才我说的是修的高架桥,路修得非常好,而且好多条,包括一环没有红绿灯,二环也没有红绿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合肥把原来的老城区空心化,我们搞了政府新区,经济开发区,滨湖新区,把整个市政府搬到政府文化新区。郑颖:通过卫星形式。钱念孙:市里面搬到10公里的新区,把最好的医院全部移出去,比如芜湖的一中、八中、六中全部搬到新区,分别是几个新区,这是讲学校,然后把最好的医院,省医院、市医院,老的医院还在,新区建更大规模,更好的医院,把博物馆,体育馆,大剧院,美术馆全部引到新区。这样把老城区的高度密集化的状态减弱,然后往外的道路四通五达,人员分散开来,而且效果非常好。张辉:这个办法也是值得中部六省其它省市借鉴的,代表委员说了那么多,我们应该从国家层面,从一个政府层面,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形成一种合力,一起治理城市道路拥堵问题,让我们以后的出行上路不再添堵。郑颖: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关于《治堵 何时再不添堵》告一段落,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和腾讯网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网络,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1 2 3 4上一页下一页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将于3月8日(星期四)16时45分在梅地亚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副主任李寿伟将就“刑事诉讼法修改”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南方都市报记者]:我想请问郎主任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增加了第188条,说到“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我们很关心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正当理由?比如我感冒了,咳嗽了,叫不叫正当理由?这是新增设的法条,我们想请问一下立法意图是什么?谢谢。[郎胜]:证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诉讼的参与人。证人在诉讼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当他的证词对整个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要关系,对他的证词,控辩双方又有分歧,法院要查明案件事实,法庭经过综合考虑,认为这个证词至关重要,就需要证人到庭来作证。接受当庭的质证,这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要维持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我们每个公民要享有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我们也要为这个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所以公民作证,了解案情的人对案件情况作证是他应该履行的义务。我刚才提到了,当出现证词至关重要,法庭要判明案情,对这个证词又存在很大争议的时候,法庭可以决定这个证人出庭,控辩双方,比如检察机关和律师也可以申请法院要求某位证人出庭。在这种情况下,证人应当履行义务,出庭接受法庭的质证。[郎胜]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有的证人会出现特殊的情况,即我们讲的,正当的理由。正当理由可能会很多,每个案件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就不好回答说感冒咳嗽是不是。但实际上,正当理由就是我们常人判断他的这种理由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比如交通中断了,他来不了,或者说那天他有一个特别重大的事项,使他无法离开,或者说那天他真患了严重疾病,根本就起不来床,这些都可以,作为常人,作为一般的人来理解都应该视为正当理由。[郎胜]但是在具体的个案上,就需要根据个案来判断,任何人在履行作证义务的时候,不能故意的为逃避这种义务而找种种借口不出庭。因为如果这样的话,诉讼就难以继续进行,可能犯罪就难以受到追究,可能被害人的权益就难以得到保障,正义就难以伸张,司法公正就难以实现。所以,每个公民都有这样的义务,当他故意拒绝履行这种义务的时候,就需要强制他来履行,怎么强制?这次法律专门做了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强制其到庭。谢谢。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霍小光 崔清新)8日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作了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他说,修改后的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根据这一规定精神,为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保证全国人大代表的广泛性,决定草案规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上升,农民工代表人数要比上届有较大幅度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届有所降低。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规定,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 澳门新葡萄京娱乐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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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辉:收拥堵费也好,还有出行上下班,可能有一点有病乱投医的感觉,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办法。龙国英:最主要就是城市规划要到位。钱念孙:要打好基础设施,合肥前几年也堵,但是现在去好多了,上下班确实有一点堵,但是确实好多了,一条路现在都变成好几条路。龙国英:我坚决反对高架桥,它是绝对解决不问题的,只是临时的措施,我们现在国内的教训在这里,上海高架桥多了,一样堵,不堵在下面就堵在高架桥上面,因为必须得有一个疏通,高架桥绝对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郑颖:解决交通拥堵是什么?龙国英:交通的规划和你的城市建设,各个项目公共资源的配置,这都要相匹配。钱念孙:高架桥就是交通规划很有效的手段。龙国英:不是不是。钱念孙:如果上海把高架桥去掉,上海就没有办法动了,北京也是。郑颖:龙代表,我们这样。龙国英:这是基于你现状的城市规划,继续这么城市规划下去,高架桥解决不了问题,最根本是解决城市规划的理念问题,而不是说你去建高架桥,现在高架桥也好多层了,广州的高架5、6层,还是一样的堵,用这种方式,你修多少路,你再修多少层都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产生很大的环境问题,噪音污染,高架桥噪音污染很城市。比如高架桥上坡,你坐在上坡的那个地方,听到那个声音,在上海很明显,在旁边听到上坡、下坡的刹车。钱念孙:高架桥比正常的路好多了。张辉:我们说高架桥,修快速路,我们就是真的想为拥堵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不管修不修高架桥,或者有其它的通行方式,我们都希望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满足各个城市,或者各个人出行的需要。钱念孙:大家共同探索出来的成果,你看人多发达的地区,现在都是用这个办法解决,如果现在修的有高架桥还有堵的现象,不是因为修高架桥,是因为车辆增长太快,如果把高架桥去掉以后,任何城市都瘫痪了,北京任何一个路口,都是瘫痪的,走不了。张辉:比如说修高架桥,地铁,真的是要立足城市的一种现状,并不是说所有城市都适用,只不过我们想通过一种方法借鉴国外或者是其它好的地方一种做法。郑颖:最后都要回归到本土。张辉:也许这个城市适合建高架,也许不适合,只不过我们想通过一种市政体系的完善,或者是执法者执法的规范,还要每个公民,驾驶者的安全意识,已经城市生活更加好的意识,形成一种合力,才能让我们的城市道路不再那么拥堵。金义华:解决城市拥堵问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行为,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所有老百姓都要配合,都要互通,一起来维护城市交通的畅通。郑颖:大家对于到底建不建高架桥,大家都是想安安心心的走路。还有一个网友叫做“申花MM”想请嘉宾点评一下上海拍卖车牌的做法。 为了解决上海交通拥堵的状况,从1994年开始,对新增的客车额度实行拍卖制度。私车牌照实行有底价、不公开拍卖的政策。购车者凭着拍卖中标后获得的额度,可以去车管所为自己购买的车辆上牌,并拥有在上海中心城区使用机动车辆的权利。2011年以来,上海车牌拍卖价格持续走高,曾经出现10连涨。2012年2月,上海车牌拍卖价格的最低成交价突破5.5万元大关,创出历史新高。有人说,按重量计算,车牌的价格已经超过了黄金,可以说是最贵的铁皮。有没有其它方法在汽车保有量上有一定的控制,或者对上路的车有比较重要的控制?钱念孙:很多上海人在周边的省份城市登记车。上海拍照有一个什么好处,某些路段的高架桥,外籍车牌不让你上,这就是优先的,你是上海牌照,你什么路都能走,但是外地的车牌在某些路段的高架桥不能上去。但是上海人在外地上牌的太多了,我认识朋友当中就有在外地上牌。张辉:我们想问问各位代表委员,有没有对于各自城市,或者是中部六省城市发展当中拥堵的建议。金义华:这是一条生存之路的问题,我们刚才说的很多办法,限制车牌的出行,交什么费,包括驾驶执照,根本问题是治本,综合治理,标是解决意识问题,治本是治什么本呢?现在是全国人大十一届五中全会,现在发展太快了,城市化太快了,我的城市容纳不了,还在加快,加快以后,比如说拥堵问题就是政策多了,那么承受不了,再加快有什么用啊,我说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同步的问题,城市的交通满座率和城镇化要同步进行,所以说我从根本上来讲,我们的决策不要把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了。郑颖:这是金委员的想法。龙代表。龙国英:这是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前面大家讨论很多,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因为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方面,一个是要规划,而且按照一个好的规划执行我们的城市建设,要相匹配,这是根本的。第二,要解决公交优先的问题,为市民提供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形势。要提高城市交通管理的管理水平,要教育市民按照遵纪守法的方式,来安全的出行,出行方式的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讲行政手段是不得以而为之,没有办法临时采用一下,最根本还是从那些方面进行解决。钱念孙:我还是说咱们合肥,刚才我说的是修的高架桥,路修得非常好,而且好多条,包括一环没有红绿灯,二环也没有红绿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合肥把原来的老城区空心化,我们搞了政府新区,经济开发区,滨湖新区,把整个市政府搬到政府文化新区。郑颖:通过卫星形式。钱念孙:市里面搬到10公里的新区,把最好的医院全部移出去,比如芜湖的一中、八中、六中全部搬到新区,分别是几个新区,这是讲学校,然后把最好的医院,省医院、市医院,老的医院还在,新区建更大规模,更好的医院,把博物馆,体育馆,大剧院,美术馆全部引到新区。这样把老城区的高度密集化的状态减弱,然后往外的道路四通五达,人员分散开来,而且效果非常好。张辉:这个办法也是值得中部六省其它省市借鉴的,代表委员说了那么多,我们应该从国家层面,从一个政府层面,从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来形成一种合力,一起治理城市道路拥堵问题,让我们以后的出行上路不再添堵。郑颖: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关于《治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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